【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-3】追忆在长春路生活的日子

编按：凋零不可逆，抢救不容缓，两岸故事在时间的字句中飞奔。沈春池文教基金会「抢救迁台历史记忆库」计画，期能为大时代的悲欢离合留存历史见证，珍藏可歌可泣的「我家的两岸故事」。

完成「梦回昔时边缘地带的通化街老家」一文后，小学同学昭祥留言「我忘不了的是长春路上的宅第！」昭祥和我是小时候的邻居兼同学。他说，他怀念他家的老屋，也忘不了我家在长春路的大宅。长春路的老宅，周遭尽是政府官员和美军顾问团的宿舍，日式木造房屋，很旧，庭院很大，昭祥一言，唤起了我儿时模糊的记忆。

到底是什么时候搬到了长春路的，我毫无印象。只记得，幼稚园毕业、要上小学前，父亲将老旧的房屋做了一番整修，打掉了原有的大门，改成一面左右对开、带有铁栓的大门，门柱和门楣是洗石子的，门楣底下安装了日光灯。大门平常不开启，遇有车辆进出、搬运货物时才会开大门走大路。大门旁边，另外做了一个有弹簧锁的小门，供平日进出之用。

房屋修葺完工，正巧是我上小学报到注册那天，临出门前，背著书包，穿着制服，在新修的大门内留影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照片泛黄，人像模糊，已看不清自个儿幼时的清秀模样。

改装后的庭院，除了2株原本就有的、高达2、3层楼的大王椰外，小门入口到客厅进门台阶前，种植了几株桂花、茶花和木槿，还搭建了一座葡萄架；大门入口，水泥铺成的「迎宾大道」直达台阶，两旁种植了夜来香。葡萄攀藤，覆蓋了整座葡萄架，叶荫叠叠，夏天午后，凉风习习，大王椰摇曳，葡萄架下，成了外公最佳的午憩场所。

民国39年，父亲和四叔逃难来台，不久，四叔染疫病故（我们长大后，拼凑若干蛛丝马迹，合理怀疑，来台时服宪兵役的四叔，很可能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。）父亲孤身在台，和母亲结缡后，侍奉外公如生父。那时，外公还在台北县政府服务，每个周末，父母亲都会邀请外公来家用餐，用餐时，父亲会奉上一瓶红露酒，餐后，微醺的外公躺在葡萄架下的凉椅上，酣然入睡。

迎宾大道的另一边，是一座铺了高丽草的花园。父亲不知从何处买来一组秋千，跷跷板，还有一个手摇的旋转椅，整个花园，就像是个具体而微的儿童乐园。小小的儿童乐园里，我和弟妹留下了许多儿时的记忆和影像。

长春路老家的庭院，是绝佳的赏月场所，也是元宵节玩花灯的好地方。小时候的台北，不似今日的酷热。中秋夜，夜凉如水，爸妈带着我们，在院子里摆上桌椅，月饼、柚子，举头望着月里嫦娥和月兔杵臼，听着父亲讲述儿时在武穴老家过节的日子，无比逍遥。元宵节当晚，父亲放完一串鞭炮后，我和弟妹，拎着彩色玻璃纸和竹篾扎成的飞机、轮船和关刀的灯笼，绕着院子游行，不出门，也能体会上元灯节的快乐。

在模糊又似清晰的印象里，整建后的「新房」，加盖了一间敞开的餐厅，餐厅临着后院那面，是一排落地窗，另一边，隔着一条颇长的走廊，则是客厅。餐厅里，父亲摆上了一张颇为气派的长条桌，足足可以容纳8到10人同桌用餐。

来过我们家玩的小学同学，除了在那小小的儿童乐园玩耍外，几乎都曾经在宽敞的餐厅里，尝过妈妈亲手做的小点心。暑假将尽，有些特别要好的同学也会相约到家里赶暑假作业，赶工的场所，首选餐厅那张长桌。

小学时，经常被指派参加国语演讲比赛。比赛当天，一大早妈妈就会去自家鸡窝那儿，掏出一个热呼呼的生鸡蛋，打散了，用开水冲开，加点冰糖，让我一口吞下，据说可以保养喉咙。接着，妈妈会坐在餐桌的一头，扮演听众，我则站在长餐桌的另一头，试讲给妈妈听。

那些年，父亲事业颇为成功，时常呼朋唤友来家打打牌、吃个便饭。气派的餐厅，正好派上用场。父亲在家宴客应酬，或是母亲亲自下厨，或是叫外卖。那时候的外卖送餐，老板或伙计都提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木盒，里头装着各色菜肴，打开木盒，摆上餐桌，一顿丰富的晚餐于是开席。

打麻将的人，其实不太在乎餐饮的内容，比较在乎的是茶水香菸是否供应无缺，在乎的是麻将间通风与否、温度是否宜人。新房子的客厅，方正又宽大，一边搁著钢琴、落地灯，和最新的飞利浦出产的落地豪华收音机与留声机；沿着2面窗户，是4把精雕的太师椅和茶几，边上还有一张厚实的书架，书架上，搁著好些日文杂志、儿童绘本和有注音符号的书籍。客厅中间，放得下牌桌和两张搁茶水与菸缸的小桌外，还容得下2张大塑胶澡盆，澡盆里放著一座小墙似的冰块，两架电风扇对着冰墙直吹。民国50年代初期，这样的麻将间，怎能不吸引人。

没有牌局的日子，客厅是弟妹练琴的场所，是我阅读课外书籍的地方，也是父母亲训诫我们兄妹的所在。冬天里，父亲便会拿出一个乳绿色、类似青花瓷的火盆，升起炭火，搁上一个圆形的铁架，一面烤火，一面烧着开水，等水烧开了便可用来冲自制的面茶。小弟出生后，火盆上换上了小弟的尿布和未干的衣物。隔年，父亲生意受挫，举家搬到通化街，火盆依旧在，炭火不再，再过几年，古意的乳绿色火盆，不知所终。

就像日剧里呈现的那样，大门穿堂，边上有一鞋柜，进了门，脱了鞋，换上拖鞋，还得上2个台阶，才算进了家。老家房子内室的地板，全是长长宽宽的双层木板条拼成的，深褐色的地板，打上蜡，光彩夺目，很是高级。我们小时候，常穿着袜子，在屋里的长廊上玩起溜冰的游戏，惹得妈妈拿着鸡毛撢子，忙着制止我们，怕我们跌跤，也因为洗袜子累人。

进家门后，一边通往客厅，另一边则是两间卧室，外带一间小的书房。卧室里的格局，全然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时有张大床，爸妈常在睡前带着我们4个毛头孩子，窝在大床上，唱歌讲故事。冬天，我们兄妹喜欢将冰冷的小脚，搁在父亲的暖烘烘的肚子上取暖。

50年代，环境卫生不甚干净，庭院草丛，屋宇高架地板下，蚊虫特多。夏天里，蚊虫特爱叮咬孩子白嫩嫩、幼咪咪的皮肤，一不小心，手臂上、小腿肚上，甚至大腿上尽是「红豆冰」。洗完澡后，我们4个小孩，一字排开，站在卧室的大床边，轮流让妈妈为我们擦药。遇到已经化脓的苞苞，妈妈用缝衣针戳破脓包，挤出黄色的脓和红红的血，再涂上红药水，撒上白白的消炎粉末。

新房子的浴室，用磁砖砌了一个可以深坐的直立式浴缸，后院加装了烧热水的锅炉。抗战爆发前，父亲被送到日本读书，这一去，整整8年，直到抗战胜利。留日8年，父亲特别喜爱泡澡。寒冷的冬夜，父亲带着我们兄弟，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泡澡，是最幸福的回忆。

忘了浴室和厕所是分开的还是在一块儿，厕所门边墙壁上，挂了一幅小尺寸的水彩画。那幅画，画的是静物，皱褶的桌布上，摆着2颗苹果，花瓶里插著一束鲜花。那幅画是世界知名画家李芳枝阿姨的杰作，李阿姨是妈妈北一女高中的同学，赴法国深造前，特地画了那幅水彩画，送给妈妈当结婚礼物。妈妈说，我很小的时候，坐在小小的痰盂上学着自己排便，排便完毕，不知怎地，就会抬头望着那幅画，大声喊道「鲜花苹果，好囉」。日后，「鲜花苹果，好囉」便成了我们小孩排便完毕的通关密语。

54年，搬离长春路时，那幅鲜花苹果也随行到了通化街，因无处悬挂，收到楼梯下的储藏间，时日久了，芳踪杳然。2022年，妈妈溘然长逝，整理爸妈遗物和家中杂物时，赫然发现，失踪已久的那幅鲜花苹果，就收藏在书柜顶上。

住在长春路时，家里环境颇为优渥。课余，我跟着妈妈北一女的同学、当时在北市商执教的周月坡阿姨学画，大弟和妹妹则跟着长安国校的官老师学小提琴和钢琴。

北市商位于大龙峒，孔庙的对面，周阿姨的画室也在学校旁。上课的日子，我得带着画具，从长春路走到中山北路搭公车，东转西转，转到大龙峒。应该是周阿姨教导有方吧，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，我年年参加全国学生写生比赛，年年优胜，家中奖状，厚厚一叠。转学到东门国校后，在升学主义「荼毒」下，童年的绘画生涯，于焉告终。

大弟和妹妹学琴，妈妈身兼交通大臣和随堂督学，还趁著弟妹上课时，学得一招半式。平日在家，妈妈以身作则，严格督促弟妹练琴，两三年的功夫，尽管妈妈功夫未臻化境，拉琴弹琴，自弹自唱，完全难不倒妈妈。

大弟的小提琴功夫，虽然还不及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地步，闯荡各类比赛，绰绰有余。印象中，搬迁通化街前，似乎也曾另投名师。大弟后来进入华冈艺校，也在艺校的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。当时，华冈艺校与国立艺专齐名，师资杰出，艺校培养的不少音乐家，至今仍活跃在台湾乐坛。

妹妹后来有机会跟随长春国校的徐钦华老师学琴，日后，妹妹也曾有机会请日籍钢琴大师藤田梓，指点琴艺，却因家里经济不允许，没能追随名师。妹妹念北一女和台大时，都担纲学校合唱团伴奏，也借着教授钢琴赚取学费。徐老师已登耄耋，直到现在，妹妹每由美返台时，都会登门探望恩师。2023年，徐老师在加拿大辞世。

除了学画，我还有一项由父亲主持的「晨间课外教学活动」。小学二年级后，父亲严格规定，每日清晨，由他亲自授课，「点阅」教授《幼学琼林》和《论语》，一天背诵一段，次日验收，验收不过，戒尺伺候。父亲授课、验收、惩罚，都在书房里进行。父亲幼时接受私塾教育，授课时，真的是用红墨水笔，逐字「点阅」，翻开当时我念过的「仿线装书」，内页斑斑点点，尽是父亲的墨迹和笔迹。有些时候，父亲前晚应酬，宿醉半醒未醒，次日清晨，父亲依然准时起床授课，父亲身上的酒味混著嘴里的菸臭，至今难忘。

我四、五年级时，兄妹3人同时就读长春国小，是代表学校参加校际作文、演讲、小提琴、钢琴音乐比赛的常胜军。不过，学校师长眼中的好学生、风云人物，未必就能赢得所有同学的好感。记忆中，我和大弟都曾在学校被别班的学生霸凌过。在我幼小心灵上，留下很坏的记忆。不过，父亲要我们发挥阿Q精神，就当他们是乱吠的野狗。我虽不解阿Q精神是什么意思，对他们的霸凌，倒也因而释怀了。

住在长春路的童年，无忧无虑，有着满满的幸福。每周假日，母亲和好友们相约，支开各家的老爷，带着一票小家伙，到阳明山、天母或是植物园郊游、写生和野餐。不郊游时，父亲出马，带着我们兄妹和三弟，或远征福隆海水浴场，或是到西门町的中国大戏院、万国大戏院看电影。有一回，父亲带着我们，才走到南京东路、吉林路口的公车站，路口新开张不久的第一大饭店，祝融到访，熊熊烈火夹着黑烟，滚滚而上，把我们吓坏了。

住长春路时，我们小孩有个伤风感冒、或是要打预防针，妈妈都会带我们走到南京西路、美而廉西餐厅再往下走几步的黄小儿科挂号看诊。医生伯伯很凶，看诊时，我们都乖乖的，不敢调皮。看诊完毕，如果病情轻微，妈妈会带我们走到圆环边上的赤峰街喝碗红豆汤或花生汤。甜甜浓浓的红豆汤和花生汤，祛除了吃药的苦味儿。

除了喝红豆汤、花生汤，爸妈也常带我们到圆环逛夜市、看电影。记忆中，圆环那时有2家戏院，日新国校旁、首轮的远东戏院，和放映二轮电影的中央戏院。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主演的「乱世佳人」，是在远东戏院看的。看完电影，不解人事的我，认定费雯丽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美丽的费雯丽勾起了我阅读原著「飘」的浓厚兴趣，不多时，我便看完厚厚一本、中文翻译的「飘」，似懂非懂。

中央戏院看的电影，印象最深的，一是李行导演的《婉君表妹》，一是凌波和乐蒂主演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2部电影看完后不久，我就转学到东门国小了。就在那时，梁兄哥的黄梅调「疯」靡全台，收音机里点唱的听众，络绎不绝，尽管父母严禁我们收听靡靡之音，耳濡目染，我居然也能哼上几段《远山含笑》呢。

民国54年，9月1号，新学期开始，我和弟妹转学到东门国校，一个多月后全家迁居到通化街，无忧无虑的童年，戛然结束，等着我的，是晦涩烦恼的青少年岁月。

举家搬迁通化街后，不知是属于父权主义者的愧疚，还是试图东山再起的雄心依旧，好长一段时间里，父亲老喜欢在日历纸背后，画著各式房屋的草图。我问父亲「画这干嘛」父亲有些腼腆又充满著憧憬对我说「爸爸有钱后，再买一栋大房子，等你们结婚后，全家可以住在一块儿」。尽管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，少小离家的父亲，思想还是很传统，老念著全家族都住在一块儿。

父亲的豪宅梦，终究没能实现。年岁渐长，午夜梦回，除了经常梦到回到通化街的老家外，也时常梦到自个儿返老还童，穿着制服，走过松江路，沿着长春路，回到了老家。老家前面的大马路上，画上了停车格，我推开老家的大门，2株大王椰依然在风中摇曳著，草坪碧绿，茶花怒放，桂花飘香，儿时居住的日式房屋，梦里却幻化成一栋5层楼的电梯大厦。

父亲的豪宅梦，到底还是反射到我的潜意识里了。

本文取自《台北旧事──一个外省第二代的生活记忆》专书

本专栏与财团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合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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